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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是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又是广大公众的期望，同时还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需要大力推进。”在日前召开的中国财政学会绩效管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举办的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改革理论研讨会上，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王克冰如是说。

王克冰还介绍了财政部开展这项工作的情况：

2009年明确出台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改革试点范围；

2011年成立全国试点工作协调小组；

2012年出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规划；

2013年预算绩效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形成；

2015年出台了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以及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绩效评价管理办法；

2016年伊始就开始狠抓制度落实，同时将相关办法逐步量化、细化。目前，已经做到了预算绩效的全覆盖。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从理论的角度，就怎样将预算绩效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阐发了自己的思考。

“财政部所做的工作，对理论研究起到了很好的导向作用。”他说，“把老百姓的钱花好，让老百姓满意，是‘技术’问题，也可以说是政治问题。之所以如此而言，因为绩效涉及民心，涉及到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信任以及政府的受托责任。我们从专业层面去讨论这个问题，就应该站在国家治理的高度去思考、去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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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预算内蒙古绩效评价管理主体，刘尚希认为，政府最初推进的绩效是针对项目，后来又针对部门，如今是针对政策，更进一步，就是政府绩效。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绩效的内涵实质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所说的结果导向中所指的“结果”也已不同。

具体分析来看，项目的绩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少花钱多办事儿，就是有绩效。如果谈政策绩效，就不是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政策目标有效地实现才是目的所在。而部门的绩效，则与部门的公共定位、职责相关联。公众的需求五花八门，而财政收入是有限的，从整体看，支出结构的优化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财政支出的宏观绩效就谈不上。而没有宏观绩效，即使有微观的项目绩效也无意义。绩效是多层次的，从哪个层面考虑结果导向，最终结果也就是要看公众的满意度，光是政府自己满意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刘尚希提出，责任主体要落实不了，“结果”就会打水漂。责任主体问题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复杂，涉及到多个环节的多个责任主体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对于各个责任主体而言，怎么从“要我有绩效”变成“我要有绩效”，是一个绩效实现机制问题。前者是外在的推动，而后者则是内在的动力，没有内在的动力，就很难把事情做好，变得有绩效。怎样把外在的变成内在的，无疑是一项值得下功夫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可以说，资金是一种权力，如果能够将财政资金从一种“权力”转化为一种 “责任”，就不会出现“钱越多越好”的现象，花钱就会如履薄冰，支出就会有绩效，老百姓就会满意。

最后，刘尚希认为：“政府应该从传统的福利最大化转向公共风险的最小化，只有转向最小化，那么我们花钱的时候，执行政策的时候，才可能真正的把老百姓办不了的事情办好。这样，财政资金的使用就不会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这需要转变观念，需要理论创新。”

北京大学教授刘怡从纳税人风险方面进行了探讨。

她认为，控制纳税人风险，更重要的是谁来决定这个预算该不该做，再进一步说就是要不要有这个项目，而这些又该由谁来发表评判意见。另外，作为相关部门聘请的专家，她以自身参与项目评审的体会分析道，目前对专家系统的依赖也有弊端，如果把预算交给了专家，而专家在很短的时间内进行的评选是否科学可行，值得思考。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乔宝云认为，预算绩效管理有三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绩效预算要有几方面的可比较性：包括年度之间的可比较性，部门之间的可比较性，市场的可比较性，居民的满意度。

二是预算绩效的可预见性。预见性同样是可以比较的，比如投票，这种机制在不同的国家发挥出的作用是不一样的。而预算绩效为什么有优势，就是因为它更多地借助了市场机制。

三是要具备可操作性，预算绩效可以产生价值，也就是实现绩效预算的价值。

浙江大学教授李金珊认为，关于政策绩效评估指标设计，原则上是指客观、系统和经验地检验现行政策，并以目标成就检验公共规划的效果。就是说，政策评估在方法上必须是客观、系统和经验的；评估对象则是公共政策，衡量的主要方式是目标实现的程度。就专项支出而言，绩效评价实质上是一种结果导向的政策绩效评价。一个好的机制应该尽量降低其所需的信息维度，用尽量少的信息反映尽量多的问题。